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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合作
改革推进和市场牵引的作用下
发布时间:2019-03-09 16:23 来源:未知
      让创业再勇敢一点,国家一步步放开民间资本进入高科技领域,让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军工集团的科研人,开始有机会在体制外发展事业,科研人下海创业正在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2013年,吴易明做出了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决定,辞掉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下称“光机所”)的研究室副主任职位,离开自己一手创建的光学定向和瞄准技术实验室,建立了一家仅有7个人的公司。 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人的创造性活动。创造性从哪里来?爱因斯坦曾有一句话,“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这样的观点也在强调,想象力这类因素在人类的科学进程中是何等重要。
  2006年美国《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中阐述了可以引导微波“转向”的超材料技术,这种技术可以应用在如隐身飞机等设备上,被看作是世界范围内多国技术竞争的角力点。这篇文章的第一作者是一名来自中国的学者,名叫刘若鹏,该人后来创立了光启集团。
  刘若鹏称,从高中开始痴迷电磁领域的科学,后来到浙江大学竺可桢班,一直延续到美国杜克大学读博士期间,当时自己对技术的痴迷,也来自于《哈利波特》中的魔法情节,他非常期待将存在于小说中的技术变成现实。 “落实好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到10万元等税收优惠政策”,3月5日公布的政府报告如是提出。
  尽管这一起征点的提高仅能覆盖少部分创业企业——多位科研人、科技投资人告诉记者,按照科技公司的发展规律,一旦产业化销售额远不止十万的级别,即便没有产业化,也往往凭借技术而获得千万元级别的估值,但这仍旧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另一个信号在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着重提出了“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同时还提出要“改革创新科技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机制,大力培育专业精神,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这也意味着在国家正在进一步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引向深入的时期,具有科技能力和背景的创业已然成为一种趋势,在这其中,科研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也正在在改革推进和市场牵引的作用下,迎来职业生涯中的转折点。
  保护“想象力”,“要明白,并不是所有技术都能走向产业”,国科嘉和基金执行合伙人陈洪武告诉记者。据公开资料显示,美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世界最高,但是也仅有不到5%——美国科研部门的转让研发比在2004-2011年平均值为4.8%。
  陈洪武曾创业两次,又做了16年的风险投资。在他看来,对于科技创业,九死一生是正常现象,“作为风险投资基金,每投资一家科技公司,并不期望以后一定能全部都获益,十家里哪怕有一家能够实现产业化,获得的回报就能覆盖另外九家的投资成本”。
  既然这么多技术走向失败,那么如何才更靠近成功?陈洪武认为,唯一能做的,是鼓励和包容所有的科研项目,不能要求科研人在创造的第一步就设计好如何产业化,让他们自己去尝试、去探索,成功固然好,失败也坦然接受。这样做的意义是,塑造一个更为宽松和开明的科研环境,以求保护这个群体的创造性。
  
  吴易明曾在西安光机所从事了15年导弹技术研究。据他所称,当时全所鼓励科研人创业,但自己是唯一一个做到室主任级别而辞职的,这意味着他一旦离开,就要放弃体制内的行政待遇,脱离与西安光机所的经济关系,包括技术专利和实验资源。
  但他还是下了这个决定。一直以来他所在研究室面向客户群体来自其他研究所和央企,“即便自己努力加快进度,但客户的项目不得不经历层层拆解和转包,这样下来,创新效率太低了”,他称,长期在科研体制中感受到了体制内的各种问题,甚至对技术的发展形成掣肘。
  他决定冒险一试。从2010年开始向院所领导申报辞岗创业,直到两年后被批准。这期间,单位决定对他的公司采用专利转移方式进行技术入股,所领导经过讨论所达成的共识是,占股比例不超过30%,经过后期引入社会资本,至今达到10-15%的股份。
  实际结果是,他的公司以智能机器视觉技术为核心技术,产品面向军用和民用市场,提供光电侦测系统和智能工业机器人系统。他告诉记者,当成立公司以后再回到原单位参加年会,大约有八个研究室主任和副主任都提出要创业。
  无论是政府报告,还是政策的导向,都主张打破部队、军工集团、地方政府、民营企业这些主体自成体系的局面,并认为人才流动是打开局面的关键要素。
  与吴易明有相同经历的科研人越来越多,这些人或许已经是有着一家父母老小的中年人,他们要离开了从事十几年的体制,来到一家可能仅有几十人的公司,其中最大担忧就是风险,这也是相较于其他行业更特殊的一点,他们走向商业,往往要拿出孤注一掷的勇气。
  向企业家转变,陈洪武在投资中也发现了一个共性问题:科技人才在创业中过分迷恋自己的技术,对市场把握能力不足。科研人创业者在如何整合企业的成功要素上是需要持续地学习,适应企业家身份。
  进入商业世界,如何完成科研到商业的转变,在多位科研人、科技投资人眼中,这是最普遍的困惑。
  石文曾告诉记者,绝不能将所有高精尖技术盲目堆砌,而是要靠客户真实需求的牵引,去量身定制产品。石文来自航天科技集团下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是一名技术总师,所在团队研制了中国首例具有完整型谱的武装无人机——“彩虹”系列,也被称作中国版“捕食者”。
  最大起飞重量是指航空器起飞时容许的最大重量。“捕食者”MQ-1无人机的起飞重量就达1020公斤,最大载重近300公斤,其他如传感器等指标更高,凭借彩虹初期的资金能力,这些都是不可攀登的。
  后来,团队从产品及商业战略出发,做出一些改变。以目前较弱的资金和技术力量,可以充分发挥院所气动技术优势,达到了不亚于“捕食者”MQ-1气动性能的水平,在起飞重量和挂载能力上形成优势。
  据石文称,“彩虹无人机”的项目在所领导先期投入500万经费后,几乎没有依靠国家支持,以自我发展形式走到今天。2009年团队建立了公司实体,2017年开始与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目前已经完成上市并更名为航天彩虹。
  回忆这些历程,石文告诉记者,突破点在于思维的转变。当所做的不是科研而是产品,就不能再一味追求高精尖技术,而是受客户需求的牵引,去和客户反复磨合,为他们量身定制产品。他认为,“思维的转变给团队带来第一桶金”。电商巨头亚马逊2月中旬突然宣布放弃在纽约长岛市建立第二总部。该计划原可为纽约带来25亿美元投资,2.5万个平均年薪在15万美元以上的高薪就业岗位。作为回报,纽约将为亚马逊提高近30亿美元的政府优惠和补贴。计划泡汤对正努力从美国东部城市科技中心之争中脱颖而出,完成城市转型的纽约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纽约开始了向科技中心转型的道路。当时的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认定科技将成为未来经济的增长引擎。他和团队致力于提升本地劳动力的素质。在政府号召下,康奈尔大学与合作伙伴以色列理工大学在罗斯福岛上开设了应用科学与工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和纽约城市大学也纷纷新增课程和开设研究机构响应政府倡议。十年的科技人才建设颇有成效。
  谷歌首席财务官鲁特·波拉特(RuthPorat)在公司宣布在纽约投资10亿美元兴建谷歌哈德逊广场并在10年内将员工人数增加至1.4万人后说:“纽约市拥有世界级的多元化人才,这是谷歌在20年前来到纽约的原因,也是我们一直留在这里的原因。”
  据长期观察科技企业的纽约大学教授阿里·金斯伯格(AriGinsberg)介绍,亚马逊在第一总部西雅图已没有增长空间,因此需要向外拓展。但是增长不仅仅要有足够大的办公设施,更需要足够的人才。纽约目前科技生态环境正进入良性循环。高等院校、科技巨头和初创企业集群互相支持,形成合力,创造越来越多的机会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不过遗憾的是,由于一些地方政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亚马逊认为公司看不到建设如此大规模项目所需的正面合作关系。
  显然,亚马逊的退出给纽约带来两方面的巨大损失。一方面,本将随着亚马逊的落户而准备定居纽约的科技人才和初创公司如今将另择合适的生活城市和发展环境,使得纽约本可以飞速发展的科技生态环境进步缓慢。另一方面,其他大公司为大型项目选择城市时或许会避开纽约,因为亚马逊的失败证明了和纽约市及纽约州政府讨论税收优惠政策阻力很大。
  纽约州长安德鲁·库默正是看到了纽约的潜在损失,在一个声明中指责一部分政客为了自己狭隘的政治利益置纽约的经济发展前景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于不顾。
  与此同时,亚马逊退出纽约再次给其他东部城市带去曙光。专家指出,美国东部一些二线城市如果能先通过税收优惠和低廉的房租水电等费用吸引如谷歌、苹果、微软这类科技巨头开设办公室,势必带动人才引进,打造出科技园区,形成集群效应。一段时间后,极具事业野心的大公司员工会离职创办初创企业。初创企业不断增多,这些企业的创始人也可以成为天使投资人,孵化其他科技初创公司。假以时日,科技生态环境发展就会形成良性循环,吸引更多科技企业和人才到该地发展。
  此外,拥有顶尖大学的地区吸引科技公司的机会最大,因为人才是制约一家科技公司的发展规模的关键因素。比如拥有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匹兹堡就已成为美国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中心。而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波士顿也因为深厚的人才储备,良好的商业环境,相对较低的城市生活成本等原因越来越受科技公司的青睐。